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金涛看上去是个典型的IT男——一张娃娃脸，一身书生气；耳朵上挂着眼镜，嘴角上带着笑，身上套着不知道什么牌子的T恤衫和牛仔裤。他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主流”的IT创业者——有一个小团队组成的公司，开发一个系统或者应用，等到有了一定规模的用户基础后，就把产品卖给IT巨头，继续开发新产品；或者干脆加入正规军，成为大公司里的一个部门主管。不过金涛说：“我们从未想过把自己卖掉。我认为这个产业可以永远做下去。”
他说的产业，指的就是3D打印产业。
一直存在的初创产业
作为一个创业者，金涛的起步不算早。2009年，这位27岁的计算机硕士在香港大学工作期间，敏锐地觉察到了3D打印的前景。他放弃了在香港大学读博士的机会，回到杭州；发动同学和朋友，一起创办了这家面向公众的3D打印服务公司。
在这之前，3D打印在中国并不是什么秘密。在中国，它的学名叫“快速成型”。最先在中国开展这项研究的，是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学院的教授卢秉恒。1992年，卢秉恒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来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在密歇根参观汽车模具企业时，卢秉恒很快发现快速成型技术在汽车制造业中有很好的应用。
那时，“快速成型”在美国从无到有，已经经历了近20年。上世纪 70 年代，3D 计算机辅助设计兴起，设计师们能在电脑软件中看到虚拟的三维物体，但要将这些物体用黏土、木头或是金属做成模型却是耗时又费钱。哪怕是制作一个鞋底模型，也会消耗 Timberland（美国著名鞋业公司）一周的时间和1200美元。
1987年，美国人查尔斯·胡尔（Charles W. Hull）做出了第一台3D打印的样机，并将其应用于汽车零件开发，随后日本也掌握了这项技术。今天的美国，“快速成型”已经成了过去时，这个技术被冠以“3D打印”的时髦名字——1993年，卢秉恒来到美国后不到1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并迅速为这个名字申请了专利。不过，直到今天，这项技术在工业领域的作用依然集中在零件的开发和模具的制造。
回到20年前。发现了“新大陆”的卢秉恒从美国回到西安交大。很快，国营黄河机器厂的一个项目需要引进一台快速成型设备。谈判进行了将近一年，结果功亏一篑。参与了谈判的卢秉恒，对“快速成型”技术燃起了浓重的兴趣，他决定自己来研究激光快速成型。
这是一次艰难的技术创业。卢秉恒对这个课题的预算是100万，但经过了一番东奔西走的“化缘”，项目开始时，却只有20多万到位。穷则思变，经费严重不足，科研组买不起国外已有的设备和材料，只得摸着石头过河——买不起3万美元的激光器，科研组试着造出了一台紫外光激光器，只花了3万元人民币；买不起2000元人民币1公斤的树脂材料，卢秉恒找到了化工学院的两个教授，共同开发出光敏树脂，每公斤成本只要100元。就这样，卢秉恒和他的团队因祸得福，最后研制出了国际首创的紫外灯快速成型机。
2001年12月，卢秉恒获得“蒋氏科技成就奖”。评审委员会这样描述：“该专利技术使得光固化成型机的运行成本减少到紫外镭射成型的1/10，大大促进了快速原型制造技术在中小企业产品开发及高等院校在教学和实验方面的普及和应用。”
不过遗憾的是，目前3D打印技术的领跑者仍然是美国。在目前中国最大的3D打印服务商，杭州先临三维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厂里，摆放着各类3D打印机器。它们是清一色的舶来品，主要来自全球4大厂商：美国的3D Systems和Stratasys，德国的EOS，以及以色列的Object。
而被金涛称为“家当”的两台工业用3D打印机也是产自美国。“这个圈子很小”，这是浙江几位知名的3D打印业内人士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们清楚自己的同行究竟有哪些，相互知根知底；不仅如此，他们引进或者合作的设备商也都是相同的那几家。关于设备，似乎有个共识——没有人试图创新、自主研发，甚至没有人打算寻求新的供应商。
西湖版的《奋斗》
作为第一家进入公众视野的国产3D打印服务公司，金涛的铭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Magic Firm）成立于2009年下半年，现在已经进入创业的第4个年头。但是无论从公司规模还是影响力来评估，这家公司依然一如金涛自己的定位——“初创公司”。3年来，公司搬了2次家，换过2次股东，唯有金涛和公司的名字一直没变。他是公司名副其实的灵魂人物，公司的发展也处处透着这个老板的气质。正如他说话的方式，温和的语气、不变的声调，铭展的发展在金涛的嘴里可以简单概括为“还没发上财，也从没饿着过”。
铭展科技的启动资金是3个人凑出的35万人民币。即使到了今天，单靠这些钱也别指望顺顺当当地开一家3D打印服务公司。所谓“3D打印服务公司”，简单地解释，就好比各个大学门口活跃的复印打印店：哪怕店面再小，起码也要有两台大块头机器，这就足够店主经济紧张好一阵子了。
空旷的Loft里，一套机器加一排桌椅，就是他们开始创业的厂房。金涛承认，“我们运气不错”。最早的设备，是金涛的创业三人组在网上淘来的某家公司的甩卖品。这家公司也是中国3D打印业务的尝鲜者，从事的是设备提供。他们一共从国外进了3台设备，不过后续的经营情况并不理想。据金涛回忆，“他们好像一台都没卖出去，所以打算处理掉以后解散。”就这样，金涛和他的合伙人带回了公司的第一份家当，一核算计划成本，居然还能有结余。
至于后来选择做服务商，金涛的决定也是有章可循。一开始金涛效仿国外的一家公司，把主打业务定位在“打印热门网游魔兽世界的人物角色模型”——也就是说，提供类似订做手办的个人定制服务。幸运的是，刚一开业，订单就来了。但是，“那时候我们只能在论坛上发发帖，因为在游戏网页买广告太贵了”，加上一直都申请不到暴雪公司的版权授权，订单一直断断续续、零零散散，仅仅是“饿不着的状态”。
金涛的公司最终走上的是B2B的路子，开始对企业服务，并慢慢走上了轨道。在那之前，铭展公司居然依靠着魔兽世界的“极客”玩家勉强支撑着。“其实一直以来，都有魔兽的游戏迷下订单。但业务量太小，也没什么发展，我们2010年底就正式终止了这项服务。”
这就是美国特色的3D个人定制生产在中国的现状。
2009年底，以魔兽模型为主业的铭展再也支持不了Loft的昂贵租金，搬出了创业园。“刚开始大家都踌躇满志，准备接订单接到手软，并未想过销售的问题。加上我们都不了解这个产业，很快就收支失衡了。”
2010年对于铭展科技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除了完成魔兽的订单，2009年那半年，我们还完成了公司网站的搭建。虽然没钱买大篇幅的广告，但谷歌的点击付费广告我们一直都在做。所以，慢慢的，有一些企业开始联系我们。”
人人争做服务商
金涛的生意经就是来者不拒。因为一开始是门外汉，所以对铭展来说，“术业有专攻”这个说法并不适用，人人都可以当自己的师傅。加上由于自己的全部家当就是从上海买来的那一套以石膏粉为材料的成型设备，打不起硬仗，铭展一直都在联系可以合作的其他服务商。2010年，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合作伙伴，深圳的“彩虹模型”。现在，铭展的合作伙伴已经广布各地，从产业链的下游到上游，甚至包括大学的机械学院——只要那里有上好的工业用3D打印机。
“先临三维”也是铭展的合作商之一，这是中国式3D打印的另一个发展模板。
先临三维的模式和铭展大相径庭。铭展是瞄准了市场（定制模具），再从市场向产业链上游回溯。先临三维则是以做3D扫描业务起家，自主研发自有品牌，在业内颇有名气；既销售设备，也做服务。3D打印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自己业务的延伸。
先临三维副总经理黄贤清表示，自己在3D打印领域的角色就是销售商和服务商。“我们的目标是提供最高性价比的专业咨询。客户将打印或者购买设备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提供性价比最高的参考意见，包括用料和机器的选择等等。”
先临三维被圈内人戏称为“3D打印行业的暴发户”。凭借3D扫描业务得来的第一桶金，先临三维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口了多种设备，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3D打印服务商。
在金涛看来，杭州3D打印的市场并未被财大气粗的先临三维垄断。杭州毗邻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对小商品来说，规模化生产并不经济，客户可能需要各种各样的定制服务，但对量的需求普遍不大，要单独为此制造一版模具，实在太贵了。3D打印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相对江浙庞大的小工业品制造商市场，先临三维的容量不够，类似金涛和其他的小规模定制服务商依然有很大的腾挪空间。
短短的采访期间，金涛的手机和QQ就一刻不停地提示，问价格的、催货的，虽然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些几百、几千元的小单子，但是，对于这个员工不到2位数的公司，确实没人饿着。
先临三维的黄贤清是做财务出身，他在对《世界博览》记者提到未来规划时，使用的字眼多数是“咨询”和“性价比”。而金涛是技术人员出身，他在规划未来时，看中的是“专业”和“流程”。所谓专业，在金涛看来，就是减少人的参与，尽量实现渠道的无缝对接和服务系统的联网。这种看法让他更接近国外3D打印服务商的思路。
“收到需求以后，让系统直接向客户建议最优解决方案。国外的服务商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了。本来嘛，服务商的追求就是专业性，好比快递业一样，让系统直接反映给客户。像现在这样，没有严格的流程而是依赖于人和人通话，就是不专业。”
金涛确实是个好学生，加强服务系统建设的构想也不是他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有前辈领路，这个前辈就是他非常欣赏的一家美国服务商Protolab。不过，甘做好学生的不止金涛一个。铭展科技早期曾试图请IDG投资，这家导师级的投资公司表明了他感兴趣的投资方向——建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销售系统，“就像电商，不过出售的是3D打印的产品。”
这个思路似乎有点像Shapeways ，一家提供在线 3D 打印服务的知名公司。Shapeways 最先由荷兰公司飞利浦投资，创业伊始时，公司的高管向网民们勾勒了一幅美景：“我们的网友在业余时间里非常富有创造性，他们往 YouTube上传视频片段、在社交网络里摆弄Profiles、撰写各种博客。现在我们可以将他们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现在好梦成真，Shapeways已经从飞利浦分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
研制不出3D 打印机，难道也用不好吗？这些风生水起的服务商给出了一个惊叹的答案。这让打印机生产巨头 3D Systems坐不住了，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 Mqast，并利用先天优势提供铝和不锈钢材料的打印服务——大多数服务商提供的材料多为石膏和树脂。当然，金属材料也更为昂贵。
企业客户端是正解
从Loft打铺盖出来的那一刻起，金涛真正成了一个生意人，开始为了省钱租毛坯房。2010年底，在服务这一块渐入佳境的铭展开始创立自己的品牌，研发桌面打印机。这次，金涛的老师是将打印机设计图在网上公开的英国教授和美国桌面3D打印机供应商Makerbot。
MakerBot的创始人布里·佩蒂斯（Bre Pettis）对自己这款售价1200美元的DIY打印机的定位是“家庭型”，他曾表示，希望“在5到10年内，让每个孩子人手一个Makerbot。”研制出中国版Makerbot的金涛可不这么认为。
“如果要桌面打印机成为专属的玩具车间，且不提材料的多样性，至少需要一款强大的玩具设计软件。”而金涛对自己的市场定位仍然是企业服务商，他认为价格低廉的桌面打印机应该作为生产链上游的上游，而不是贸然出现在个人市场，与规模化生产的产品竞争。“归根到底还是成本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毕竟，3D 打印机对产业的影响就在于其加速设计过程的能力。“现在工程师可以这样做：有了想法，打印出来，拿着它和别人分享，然后修改并再打印一个。”以色列的3D打印机生产商Objet公司首席执行官大卫·赖斯在接受《经济学人》杂志的专访时表示：“突然间，设计变得更具革新和创造性。”但是赖斯没有提到的是，很少有公司愿意把每个创意、每次修改，都让Object的产品表现出来。“成本过高，”金涛说：“哪怕一次只需要几千、甚至几百块，一个严谨的研发周期下来，消费还是很高昂的。再有钱的公司也希望节省成本。”
桌面打印机就可以实现成本的节省。工程师有了想法，可以先用这台几千块人民币买来的打印机快速成型，用于交流、修改，直到设计基本确定的时候，再用价值几十万美金的3D Systems或者Object的机器制作出来。“不仅是企业，我们还希望和学校合作，让大学、中学、小学都有自己的3D教学课堂，桌面3D打印机就是最好的教具。”金涛表示。
无独有偶，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出路也在吸引着远离工业品生产基地的北京创业者。在《经济学人》以连篇累牍的篇幅开始鼓吹3D打印为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之后，3D打印的概念开始在中国年轻人的创业圈子里一度流行。
三个大学里的年轻研究者给出了一份创业报告，为3D打印描绘的就是一幅这样的场面：
“北京拥有理工类院校近150所，其中所有的学校均有机械设计专业和机械设计实验室，每个实验室的布置方案少则五六十万，多则上百万，大部分的花费在购买软件上，而很少有学校能够配备与之相连接的加工设备，北京所有高校每年的设备更替与软件更新费用就要上千万。而且3D打印机因为其成本低，使用简单，维护方便，有利于学校大规模布置。”
在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眼里，3D打印技术在中国的市场之门处处敞开，这是个崭新的世界。然而，更现实的景象，则是以金涛为代表的过来人展现出来的“小富即安”。对于这个“可能存在的产业”，中国的3D打印，实际上面临着与美国同样问题：设计和材料上的成本问题没有解决，并不具备与传统制造业同场竞争的可能。
而相对于衰落已久的美国制造业，中国传统制造业的生命力更为强大，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尖”，至少目前，在中国并没有表现出迫切变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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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3D打印的中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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