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前言
2014年9月，ABB公司在伦敦发布了一条“推出世界首台真正实现人机协作的机器人产品”消息，一位上海高校从事机器人专业的“青椒”在其微信上发了一通感慨“09年我们就想做，从政府到企业界都得不到支持…只有等国外产品出现，才知道追赶。”青年知识分子的成材，关系到国家学术梯队建设，也关系到科学研究出成果，科技人才出“大师”的科技兴国、人才强国的香火传承。
这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未来的路如何走，是当前许许多多“青椒”，甚至许许多多“大师”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科技发展必须坚持自主创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是没有出路的。以市场换技术，未必能得到技术；以投资换技术，也未必能掌握技术。培育新兴产业的核心是技术的先进性、前瞻性和自主权。“行成于思，毁于随”。中国要学习先进技术，但不可总是随。要创新，就要“反客为主”，自己干。虽然受过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技术人员的绝对数虽然已经占世界第一位，但缺少给予学术自信的条件、保护有创意思想的环境，依然是物质的、世故的，恐难出乔布斯，也难摘“诺奖”。
思想市场的交流、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知识分子的担当，既是未来科研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民族兴衰和公民利益，值得思考和探讨。
1 思想市场的交流
科学，“科学”长期以来在我国都是作为“科举之学”的略语，作为“科举仕途”的出现表示的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经世致用”对于古代治国治学方式和民族心理观念的引导和培养都具有悠久传统，很实在，很直接，教统治者如何治国，教人们如何循规蹈矩地听话、做事。儒家思想的重实用轻理性的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表现为“重实用而轻学理”。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有着巨大影响，知识分子将这种经世精神作为了自己所担负的重要责任，其中也蕴含着对理论思维认识的不足。这种不足导致对基础学科、基础理论的忽视，对自我创造精神的不自信。
围绕着哈密顿（Hamilton）体系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奖中曾颁发的奖项中，其中有三个与哈密顿有关联：冯康教授在1997年底由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授予“哈密尔顿系统辛几何算法”，朱位秋教授在2003年底由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授予“随机激励的耗散的哈密顿系统理论”，以及钟万勰教授在2010年底由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授予“基于模拟关系的计算力学辛理论体系和数值方法”。
对于获奖，真正的大师仿佛都不太在意，或许他们可能更期待人们对成果认识和认可的价值，同时也因为他们都具有这样的学术底气。其中，冯康教授获得的是一项迟到的奖项，因为这项成果在1991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评议中评为二等奖。冯康获悉后撤回申请。直到1997年底，在冯康去世四年之后，终于授予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虽说评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成果要在国外得到认可后才能在国内得到肯定，这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难道只能有“随”的份吗？
不仅“青椒”有情绪，冯康先生有情绪，钟万勰先生也被认为是“有情绪”的，好象钱学森先生也有疑惑，生前在多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先生曾向总理直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个钱学森之问，同样可以存在有一百个回答。或许钱学森先生就有自己要表达的答案。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各种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基础上的，生产的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和知识，和知识相对应的要素市场就是思想市场。然而“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冒不出来，冒出来也不敢去认，就是认了也仿佛比“别人”的矮三分，这是不可忽视的当今社会，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疑惑和困境。“青椒”是当今一代力图以知识改变命运、改造世界的知识分子，肩负着传承知识和塑造知识分子精神的使命，“大师”期待从“青椒”中涌现出新的“大师”，是每个时代发展和每个民族进步的共同需要。科技在发展，知识的“保鲜”同样需要与日俱进、日新月异，“青椒”未必不辣，容纳来自各方不同方向的声音，需要充满活力的学术辩证、交流、交锋。“青椒”和“大师”的距离，“洋货”与“国产”的隔阂，在充分开放的思想市场里，需要给予自由、独立的“价值”辩证、交流、交锋，知识的“价值”由市场所决定，人才由此涌现，创新充满活力。
无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人们从来都没有对“现代化”的追求。通过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在量的增长上，在不需要创新的领域里，已经实现了GDP的领先地位，而在新技术的产业转型中，却一直处于“跟随式”的追赶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设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所要面对的是中国长期一穷二白的现状，旨在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第五个现代化”则是从上层建筑的层面来减少“四个现代化”在新的阶段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青椒”是当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出发，去理解社会的发展和目标，就能理解现实社会的“民心、民意”。所以说，让“青椒”实现自主的想象力，给“大师”提振应有的精气神，是十分有必要的。当“青椒”不能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时候，知识就贬值，就会发生变质；当“大师”不能用知识改造世界的时候，知识同样贬值，就会发生外流。
2 产业革命的资源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头戏。“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三中全会决定要求“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其实质就是要搞清到底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何为“支柱产业”，何为“主导产业”，并不是简单地由产值和利润来决定的，与能否成为地方财政收入最大来源无关。没有自主创新，就会失去支撑，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短视的往往是短命的，拍脑袋的往往是要命的。
基础性软件是传统制造业和数值化信息产业的融合点，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建设和实现现代服务业成长的基础。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开始，长期占据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出现整体衰退，接着一场备受国际各方关注的欧洲债务危机，几经波折，欧元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作为救助计划的最大出资方，不仅独善其身，而且“已经揭开了欧洲一体化的新篇章”，其最大的缘由莫过于德国的制造业撑起了坚固的实体经济基础。教训深刻，百年制造强国的美国政府要有所行动了，民间递书：确保美国在高端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总统背书：启动“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前后上下齐呼应，而计划的实施则选择以加强创新集群和环境建设为思路，以重点发展“发展共性设备和平台，重构先进制造业发展理念”的数值仿真软件系统作为切入点。这一招，看似平淡无奇，实则画龙点睛。高明之处在与不拘泥于具体的工程行业和领域，由基础性应用软件开发作为巩固高端制造业地位的实际措施，确实不失为神来之笔；将知识生产、技术创新和制造业地位紧密结合起来，一条曲径通幽路，高端制造业的提振需要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更需要重构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理念。更出人意料的是该项计划由道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董事长兼CEO Andrew Liveries和麻省理工学院（MIT）校长Susan Hockfield共同领导实施，而由联邦政府负责“买单”的形式，表达了由顶尖大学、最具有创新能力的制造商和联邦政府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目的，通过构筑官、产、学、研各方的紧密合作，而以产、学为统领，力求不断孕育知识更新和技术应用的面向市场模式创新，实现内生式联合振兴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战略部署。
埋头拉车固然可敬，“抬头看天”更重要。作为科学家，不仅要知道耕耘，也要懂得如何才有收获，科学家应该也是思想者，勤观察和会思考才能创造和体现科学的价值和能量。美国政府给世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范例。
现在，人们已经直接或间接可以感受得到数值仿真软件系统，作为产业链的地位和作用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所重视。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就要对市场经济有敬畏之心。市场是无法驾驭的，要顺势而为。“有形之手”可以促进各类资源进入市场，而“无形之手”则调控社会资源顺应发展市场。市场经济不是比谁有钱、谁的权大，较量的是思想市场的活跃程度和商品市场的充分利用，是企业创新的市场环境。
刚开始接触CIMS时，有前辈对我说，这是“哲学”、这是“艺术”，现在我才好象有些领悟，确实是门“哲学”、是门“艺术”。软件产品是固化的，而企业是不同的，管理者是有个性的，对于承载着社会学科的先进管理方法这项工具，更多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体现管理效果的思想，要使其成为新兴战略性产业，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更需要社会学科的完善。要使基础性软件成为新兴产业，CAE或许是个不错的切入点，因为它较贴近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和实现环境，然而依然有许多共性的问题存在，值得共同去探讨：
●长期以来，轻视基础研究而重视成果转化，造成真正高新技术的严重缺乏，其次，知识产权保护认识不足、措施不力，更加重了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不可预见性。同样，一项科研技术的成功，需要长期基础研究的积淀。科研成果的转化，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和环境，需要走过很长的一段磨合、认识、接受和认可的路，其后才是面向市场的产业化。虽然，相比较2006年前的软件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申请专利保护，其保护形式和力度更加充分和有利。然而并没有太多的科研人员对此改进有更多的关注，无疑是放弃了对于自身利益保护，放弃了知识产权的“价值”所属。人有所长，术有专攻，各有所用。倡导科学家下海创办企业，急功近利，无疑是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大败笔，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软件开发需要资源配置，而要达到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的，更需要企业成长和资源积累，其中重要的是要经历一场资源配置导向的变革。市场的主体是企业，软件企业要脱颖而出，占有一席之地，要解决好知识产权保护、商业化过程的权责界定、以及相关利益分配的契约精神和环境。或靠关系、熟人是难以长久的，范围不广，牵涉不少；或以代理国外软件来维持日常运转，利益轻重缓急明显，难以全力从事自主软件系统的市场化；或以体制（科研院所）编制为依托，欲进退有据，难以应对市场竞争的残酷博杀……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资金、需要人才、需要……单纯比资金来源，比不过国外投资者的大把银子；或者比人才来源，比不过软件巨头的高薪挖人……虽说政府扶植的专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的方式提供一个开放式参与平台的第一步，作为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和集聚的探索，其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都是有待定型的，然而不是“轰轰烈烈、群情振奋”就能成事业的。掌握支配资源的权利，就会产生相应的干预企业的权利，就会触及到许多大大小小官员的利益。仅从引导、扶持的口号中是难以解决培育企业发展问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批权应大量下放到市场，从源头上解决政府不该管的一些事，包括给企业家自我调控的控制权，形成一个系列化的不是单独的下放而是要完善制度，来防止以权谋私”。当做学业、做事业的满于应付、巴结各种社会关系，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搞技术、搞企业。所以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切实地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以及支持市场经济的其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口号。”
新兴产业有其自身的新业态，需要新思维。基础性软件开发需要人才，需要有特色的技术突破，人类的智慧，在于能化干戈为玉帛的“共存共赢”的企业制度设计，更为关键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软环境的改善有所突破，那就是社会契约精神的建立。
现代的软件开发，产品模块基本上由擅长不同专长的一个小团队完成，不同领域的各个小的团队各领风骚，整合的是整个社会的资源。其实这不是希罕的事情，古代圣贤之道讲究“中庸”“忠恕”，佛家也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然而零星和分散的知识和人力无法形成合力，共同的利益需要利益的组织化，或许专业技术的学会（协会）是合理、合法汇聚产业资源的一条途径，引导社会的参与热情和需求，也是合格专业技术学会（协会）应有的职责。
资源是共享的，世界是圆的；知识是自私的，地球是平的。
3 知识分子的担当
自主软件产业建设，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不是技术不够，不是努力不够，要走出囿于坚硬躯壳里的困境，需要激荡、激震的转型，给自己建造、寻找一个支点。知识分子搞学术研究，认为学者难以影响环境，只有做埋头耕耘的本份，那还得陷于“屡战屡败”的圈子。转型发展需有改革推动，深化改革需有转型支持。改革是政府指导、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过程，转型是由社会力量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过程。
推动社会变革主要有来自“顶层”和“底层”的二股不同来源的力量。底层的力量是内在的原动力。每个个体，组成群体，组成基层，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面对困难抓住机会，选择和确定自己的行动诉求，以自己理性的选择“合理合规”手段达到利己的目的。另一种来自“顶层”的力量则是外在的动力，政府为了适应历史潮流，对底层的愿望和行动，给予承认、保护和完善，使得成为国家机器运载的制度和政策，以满足和引导“社会存在”力量的“合理表达”。二股不同来源的力量需要有结合点，来共同努力推动和实施所希望的目标。
犹如工人有“工会”，农民有“农会”，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学者有“学会”。科技专业技术学会要有作为，“首先要解决定位问题。科协不同于政府部门，既是一个平台，汇聚政府部门、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力量；又是一个桥梁，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科技工作者之家起到沟通连接的作用，因此不能满足于‘自娱自乐’”；科技专业技术学会要有地位，就要破除因循守旧的观念，带领科技工作者参与技术进步和改革创新，发挥技术优势和基层作用，推动改革发展的系统性创新进步。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探讨和研究“学会”新的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而使得成为这个群体的利益表达者，以及作为国家机关的意愿体现者，应该会包含很广泛的普适性。再则，将其作为一颗“未摸过的石子”，可以给改革进程提供更多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契机。
根据行业和领域的不同，新兴产业建设从新的技术所引发，那么，专业技术领域的“学会”定位和作为就是个合适的汇聚点。“学会”承接政府转移的社会化服务职能，将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发挥独特作用；同时，“学会”汇聚广大科技学者的创新才智，将使其聪明才智有所作为，成为惠及自身利益的劳动者。在这个阶段，探讨专业技术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可行性，显得尤为必要。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然而没有一个设计者能够预先知道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因为“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社会。由于任何人特别是上级部门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其他人的所有私人信息，从而直接地指导社会经济活动时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如果人们能够掌握全部有关信息能的话，直接控制或强制命令的集中化决策(比如象计划经济)就不会有问题。只是一个简单的优化问题)”。正是因为信息分散在无数个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也应在无数个体中产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成决定性作用，政府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机构，“宏观调控”是“顶层设计”对政府职能和作用的定位，承载着推动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个体学者作为历史发展阶段的参与群体，以其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承担着实现个人理想和服务社会的社会责任；专业技术学会是科技工作者之家，“学会”组织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承接着“顶层”和“底层”的二股不同来源的力量，可以营造经济发展氛围和发挥凝聚社会人才的社会职能。
“产业转型”是一个关乎整体经济前景和未来发展模式的大问题。力学是一门研究物质机械运动规律的基础学科，源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在生产劳动中的经验，与现代计算机技术结合，已经成为工程中校核设计和方案优化的科学手段。软件产业属于计算机领域，而CAE软件产业，是集力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工程应用紧密联系，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数值模拟仿真技术已经成为占据科技前沿的战略新兴产业。产业建设，从一个学科的形成到成就，我国的力学工作者，历经四十年的前赴后继，有过辉煌，有过低潮，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软弱的产业短板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反差，不是工程应用不需要，不是科研成果不给力，可在世界软件产业界就是没有亮丽的一席之地。在这其间，政府机关给予的科研立项、工程扶植等等优惠政策，可权宜之计解决不了“长远规划”的老大难问题。一个项目的科研攻关，往往在一个小范围内的努力下虽然困难，但可能容易解决，然而一个产业的构建实现，往往不是凭个体的努力就能够实现的，没有产业平台的支撑，个体的“梦”就不那么容易实现。要走出这个危机的怪圈，单靠临时的突击扶植是不行的，政策可以有结束的一天，而将其成为一项长效可行的体制机制才是保持改革稳定发展的活力所在。产业的“转型发展”需要“创新”力来“驱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要求改革本身也要转型，重要的是思路和逻辑要转型。
历史使命的抉择，需要有勇气和眼光；社会责任的实现，需要有技能和环境；专业技术学会的社会职能建设，需要一种能够承上启下，使得“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有足够的创新动力，以足够的智慧和耐心，拓展学会功能，把专业技术水平和新兴产业建设结合起来，提升服务能力，达成利益共享的改革软实力。政府要正确引导和规范公民参与。因为公民参与是集体行动，即使有良好的动机，如果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公众的行动也可能会失去控制。在公民参与中，每个人的动机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没有很好的协调，参与者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和矛盾。
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总体战略，专业技术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中的“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特点，“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或许是专业技术学会寻求发挥“有所作为”的突破点。科技专业技术学会的参与，是当代知识分子承担历史担当的一条途径。政府通过与科技专业技术学会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也是“最大限度地协调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是实现社会资源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
4 结语
“从吊丝到蚁族，一个国家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如果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心态，有损年轻人对社会、体制和国家的向心力。”知识分子的诉求和彷徨，是流淌的能量，激发其能量，充分发挥其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既是改革的需要，也关系到转型和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容不得半点犹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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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2014产品创新数字化征文：经历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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