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高失业率及其原因
历史上每一次的金融危机都不可避免地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失业率造成很大影响。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对失业率的冲击更为严重，曾一度提高到10.1%的历史高水平。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失业率有所下降，但降幅较小。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加上经济增速反弹力度较小，致使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的口号，并提出经济增长必须回归实体经济，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这将对“制造大国”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甚至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失业问题是人民币币值被低估造成的，把失业归罪于工作机会大量移往中国，把贸易失衡归罪于中国”操弄”人民币汇率。殊不知制造业是产业链的低端，利润薄，生产地点从成本高向成本低的地方转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端转移到中国，完全是市场的选择。数据表明：从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30%，而2005年至2013年初，美国失业率却在上升，这说明人民币升值与降低美国失业率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美国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公认的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一）美国主流经济思想的影响
近100年来，美国经济历史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为转折，被古典经济体制、凯恩斯主义经济制度、自由经济政策这三大主流经济思想依次贯穿。一战后资本主义制度矛盾尖锐，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凯恩斯主义关注市场需求和充分就业，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推翻了长期风靡美国的古典经济体制，并作为主流经济思想统治美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然而，长期宽松的财政政策导致政府过度支出，财政赤字严重，货币发行量激增，随之而采取的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引发了生产力停滞现象。于是，“滞涨”的压力促使美国很快被带回到自由经济发展的轨道。1981-1984年，罗纳德·里根政府融合了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观点，通过控制货币量来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以减税，削减预算支出，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等经济措施刺激市场投资与消费，充分发挥了市场主导性作用。此后，美国经济以1951年来最快速度保持低增长达50个月。1992至1999年克林顿执政期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干预，使得美国市场出现自由主义萎缩的苗头，但却始终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体。在此之后，小布什继承里根的思想理论，以扩张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的财政政策，继续强调市场自由竞争。美国几十年来自由经济的政策鼓励了垄断企业的快速发展，打压了中小企业生存与竞争的机会，就业问题随之而至。
（二）产业结构“空心化”
美国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与其产业结构的“空心化”密不可分。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对新一轮的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民众失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追求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长期致力于推崇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房地产、金融保险等虚拟行业过度繁荣发展，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实体经济却缺乏有力支撑。以2005年到2012年数据为例，虚拟经济创造的GDP份额由8.63%上升到20.67%，相反，实体经济产出份额却大幅下降，由41.25%跌至18.70%。这逐步导致美国泡沫经济的滋生，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给原本萧条的美国就业市场重重的一击。回顾19世纪中期，英国凭借工业革命的浪潮，大力发展制造业并最终成为“世界工厂”，金融业也随之繁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开始转移投资重点，大力扩充海外市场，其花销远远超过了对本国的制造业的投资，世界工厂地位逐渐被美德取代，国际经济中心也由欧洲转向美国。前车可鉴，虚拟经济的繁荣必须以制造产业为支撑，才能健康平稳发展。一味追求高利润率进而追求高创造率，使得失业率自然会不可避免地上升，进而反过来会影响实体经济包括服务业、国防军用业的发展等。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走了一段制造业日趋“空心化”的弯路。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实体经济不断萎缩，直至重要制造业日趋“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综上所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就要通过政府干预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控制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
二、美国政府解决失业问题的相关政策
（一）财政政策
美国的财政政策在当前面临着财政悬崖与经济发展的两难抉择。一方面小布什政府的税收优惠减免和奥巴马政府的“2%薪资税减免、失业补偿措施延长，以及自动削减”等措施在2013年1月1日到期。鉴于两党难以弥合的分歧和大选年的特殊背景，若国会难以就“财政悬崖”达成一致会使政府财政开支被迫突然减少，出现“财政悬崖”。届时2013年美国失业率将达到9.2%，美国经济或将重陷衰退；另一方面如果减税政策得以延续，税收的减少和经济刺激计划产生的巨大开支，又会使得美国财政捉襟见肘，举步维艰。并且巨大的债务规模会令美国政府再次面临违约风险。纵使美国摆脱财政悬崖的困扰，目前的财政政策仍然不利于缓解其就业形势。
（二）货币政策
美国从2008年至今已陆续出台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最近的一次QE4相对于QE3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首次以失业率为政策的参照目标。从QE1到QE4的出笼过程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形成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危机——创造经济复苏的环境——保证流动性与合理的利率水平——考虑就业率这样一个逻辑。但从之前的三次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最终的结果都是美元贬值、泛滥，国际市场汇率波动，资产泡沫加剧等，此过程中，美国经济虽短期得以逐步恢复，失业率逐步降低，但从长期来看，并未对失业起到明显的改善。
（三）产业政策
自工业化以来，制造业一直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二战后，美国制造业在与日、德等国的竞争中，经历了“绝对强大——渐次衰落——重塑优势”的过程。期间，美国各界对制造业的地位和作用达成了共识，即无论什么时代，制造业都是创造财富、提供就业机会、促进创新的重要生产部门。此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说，当前美国需要强大的制造业，拉动出口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奥巴马进一步认定，美国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关键是制造业。政府将采取税收体制改革等举措，鼓励制造业岗位回流美国，以提振国内经济。可以说目前这是解决美国失业率高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但与此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三、美国一系列政策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机遇
与美国相比，“中国制造”的总体竞争优势特别是在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并且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当前美国制造业企业未出现重要的管理和组织创新，同时也没有具有能影响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的重大技术创新出现。所以，在未来三到五年内，美国的战略转向应该不会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巨大挑战。理由如下：其一，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失业率长期高企在9%以上，劳动力供给较为宽松，但是由于工资黏性以及强大的劳方力量，其劳动力成本依然十分高昂，远远无法与中国方兴未艾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庞大低廉富余劳动力媲美。其二，中国拥有庞大的具有高技能的技工群体和工程师储备。尽管素质良莠不齐，中国每年培养约60万的工程师，是美国的七八倍。其三，制造业特别是一些高端制造业具有产业集群的特点，它需要一个相对集聚的完整供应链和产业链生态。这种众多企业之间的互联、互惠、互赖、互动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内，美国不大可能快速建立起可与中国相比拟的产业集群。
再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特别是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原因是从技术储备和积累的角度看，美国在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准备并不充分。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个性生产、“叠加生产”能否在美国取得突破性进展，取代当前盛行的模块化大规模生产而成为新的制造方式，页岩气和生物燃料等能源领域的进展是否能带来能源基础的变革，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但它们要成为重塑制造业基础的力量还有待时日。从政策层面来看，尽管民主、共和两党的主要政治人物都曾先后表示支持制造业发展，但即使在两党党内，政策和认识上也并非毫无分歧。有些民主党人就表示过对奥巴马制造业的过分关注不以为然。
尽管美国在工业化或制造业重振战略的实现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短期内对“中国制造”的冲击有限，但是由于世界经济仍处于不确定的震荡调整之中，经济复苏之路并不平坦，各国也纷纷推出了形式各异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使得长期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开放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堪忧。与此同时，中国自身所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因素的考验，也正使得“中国制造”遭遇到其他新兴经济体在提供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成本要素方面越来越强烈的竞争挤压。
四、中国自身面临的挑战
（一）人民币升值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自2005年7月第一次人民币汇率改革至今，人民币对欧元、美元、日元的累计升值已分别达到15.6%、21%以及6.2%，而这三大市场是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和中国制造的主要目的地。并且随着美国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出台，人民币升值趋势还将持续下去，这是“中国制造”需要持续面对的外在压力，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将受到很大冲击。同时，由于全球大宗商品均是以美元计价，印钞行为导致美元贬值，会带来包括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对我国形成输入型通胀压力。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而出口企业中七成左右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果按美国预期去调整汇率，这些企业都会面临灭顶之灾。此外，许多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兴经济体为了避免本币过快升值，也在试图通过干预汇市来压低本国货币，从而掀起新一轮全球货币战。
（二）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减
与人民币升值相伴的是，长期以来支持“中国制造”乃至中国经济粗放式发展的前提条件——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资源的相对富余，正在逐步收缩成为紧约束。特别是中国长期享有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减。据国家统计局年初发布的《2011年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显示，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并且，与日本历史上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人口绝对数双双下降不同的是，中国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出现向下变化时，还伴随着人口绝对数和社会需供养人口规模的双双扩大。
（三）中国制造业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
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不能完全归咎于外部环境，企业本身也必须进行集体反思。中国制造业企业长期热衷于恶性价格竞争，而忽视提高核心竞争力。从长远来看，制造业企业不断提高现有产品的质量品位与生产效率，并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否则即使幸运地度过此次危机，也将会在下次危机中倒下。近期，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宣布，从2013年开始，苹果将把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实际上，苹果并非第一个加入制造业回流的美国企业。在苹果之前，以通用电气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公司已经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回美国；惠普也削减了中国生产线，并把部分生产转移到美国。在美国“制造业回流”以及提高就业的问题背后，或许也暗含了美国对全球制造业竞争力的新一轮的争夺和转移。
五、中国制造业发展模式的转变
中国要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迈进的道路上实现突围，亟待扭转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解决工业附加值较低、资源消耗较高、环境非友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较少等长期存在且日益突出的问题，实现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当然，这也是当今世界大变化、大调整格局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那么，如何促进中国制造从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呢？
首先，从宏观的外部体制环境看，与这一驱动力的转换相伴的是，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合理位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因为真正的具有可持续性的效率和创新是市场内生形成的，不是靠政府外部强力介入就能形成的，而后者恰恰是当前中国经济模式的特征，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所在。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两大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政府与市场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不可否认，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相比，后发的转型国家政府依然带有一些特殊的发展属性和强势地位。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将伴生巨大的负面效应。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转换，必须改变这种强势政府统御市场的格局，通过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最大限度地减少行业垄断、行政干预和市场准入限制并且加大监管力度，杜绝腐败，创造有利于提升效率和激发创新的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环境。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出台，就是这种格局的新突破。
其次，从微观的产业发展趋势看，中国要进一步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有针对性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是从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这两个角度快速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和竞争力的一个有效途径。现代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创新的外部效应以及市场分工网络功能发挥作用，导致了经济产生规模报酬递增式增长，而外部效应的主要创造、传导、扩散部门正是由生产性服务部门承担的。国际经济学界一些最新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对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对于中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迈进，以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最后，中国制造业要实现由大到强、由低端到高端转变，关键还是要靠企业家的作用。而这要建立在中小金融体系的配套建设完善的基础上。只有加强中小金融体系的配套建设，让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起来，才能让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充分竞争，企业家精神真正发挥作用。苹果公司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已经不是仅仅满足市场需求，而是去改变消费者偏好创造市场需求，这就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力量。目前，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研发投入不足，特别是民营企业受困于资金等因素，研发投入更是偏低，应尽快完善不利产业创新的体制和机制，用自主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国有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但中小金融机构作为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总体上是被抑制的，其利率水平、金融产品创新、业务领域等，都被严格的限制。这很大程度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而抑制了市场的竞争性。因此，为了鼓励中小企业特别是企业家的积极性，应加强中小金融体系的配套建设。
最核心的，为应对国际竞争，中国要科技创新。迄今为止，人类进行了18世纪末以机器取代了手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20世纪初流水线大批量生产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目前以数字化、人工智能化制造与新型材料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美国已把“先进制造”和高端制造作为突破口，一定要从制造业现代化、高级化和清洁化中寻找“再工业化”出路，希望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通过“再工业化”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在制造业中，日益增长的劳动力是可以被逐步化解的。比如，在智能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下，企业可以让机器人像工人一样装配制造，这些机器人将很快比一般劳动力要便宜。人工智能技术将来必在制造业大施拳脚，制造出大量个性化产品。这些先进的高科技，正是美国的强项，也是美国在科技产业中的核心竞争力。科技产业每年需要投入高昂的研发费用，才能保证产品可以走在行业的前列。而美国科技公司的研发投入一直位于全球首位，创新能力更是其他国家的科技产业无法匹敌的。新一轮高端制造业强国之争才刚刚开始，中国必须要有转型高端制造业的紧迫感。
六、结语
目前，我国制造业在经过快速发展之后，开始出现增速放缓之势。虽然世界各国的产业状况和要素禀赋有所差异，但产业部门的更替都遵循着从纺织业向重工业，再向航空、汽车等工业，最后向计算机、新材料、机器人等高技术产业转变的趋势。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再工业化”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的产业升级将是中国制造业的必然选择。
核心关注：拓步ERP系统平台是覆盖了众多的业务领域、行业应用，蕴涵了丰富的ERP管理思想，集成了ERP软件业务管理理念，功能涉及供应链、成本、制造、CRM、HR等众多业务领域的管理，全面涵盖了企业关注ERP管理系统的核心领域，是众多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首选的ERP管理软件信赖品牌。
转载请注明出处：拓步ERP资讯网http://www.toberp.com/
本文标题：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