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贸易企业税收贡献持续下降 反避税现象严重

    9月26日晚，20000平方米太阳能叠层薄膜从江苏张家港保税区顺利通关。

　　这批货物来自一家德国在华的太阳能材料生产企业，在光伏业寒冬期间，这家尚处于试生产阶段的公司能够接到这样一个大订单，实属不易。

　　据本报了解，由于这家企业属于“高级”的加工制造贸易，符合海关总署、商务部等支持苏州地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因为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鼓励。

　　为了支持高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地方政府、海关等机构在简化报关手续、适用较高管理类别、加快流转手续、不限制外发加工、适用内销集中申报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支持政策。

　　这些措施带来了回馈，以张家港保税区为例，1-8月，当地完成货运量800.9万吨、货值113.1亿美元，同增17.26%、5.89%，征收海关税收51.2亿元，同增 25.63%。

　　上述成就，意味着被指应在新一轮发展中扬弃的加工贸易，或许仍会作为支撑中国经济成长而长期存活。

　　“十一五”期间，江苏实现加工贸易进出口额10675亿美元，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58%，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22%，规模仅次于广东。

　　随着外部条件的不断变化以及加工贸易自身的不断发展，部分政策已与加工贸易发展的现状不相适应，对加工贸易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本报记者独家获悉，从2011年以来，海关总署等中央部委与江苏省就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频繁对接，这以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多次调研江苏为典型。在“国八条”支持外贸进出口之际，或许会在第四季度诞生更新的具体措施，以促进加工贸易在更广泛的领域转型升级。

　　总体而言，现有政策并不利于国外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在国内加入或形成国内价值链，也不利于使全球生产要素供给企业成为自己的供应商或形成全球供应链。从对中国经济贡献尤其是税收角度而言，存在着更多亟需完善的领域。

　　江苏省国税局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如果一个经济成长模式，对税收的贡献持续下降，那么就更有理由去反思。

　　加工贸易仍将长期存在

　　以加工贸易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是中国在过去30年改革中取得成就、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

　　时至今日，江苏的加工贸易仍是占主导地位的对外贸易模式，呈现出以进料加工为主体、以外资企业为主导、以机电产品为主打的特点。

　　本报获得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江苏进料加工占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6%；加工贸易主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94.9%以上；加工贸易产品结构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占比高达84%，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也达到65%，加工贸易中一半以上是IT产品，2006年其进出口占比更高达65%。

　　2012年上半年召开的江苏对外开放大会上，对加工贸易的一个评价是：开放型经济的龙头带动作用明显。2010年江苏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2527亿美元，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度达到14.1%。

　　仅以苏州而言，加工贸易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12.7%上升到2006年的126%(2010年回落到84%)。

　　扩展至“十一五”发现，加工贸易实现进出口额10675亿美元，同增181%，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58%，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22%，其中出口额6611亿美元，占江苏和全国出口额的62%、21%。

　　在加工贸易发达的同时，税收贡献也非常明显，是江苏主要税源之一。以外资企业为主的江苏加工贸易，2010年涉外企业国内税收收入1465.3亿元，占江苏国内税收收入的37.8%。

　　江苏省商务厅一位副巡视员对本报记者表示，以昆山富士康在国内的配套厂商超过3000家来看，加工贸易提高了出口产品的本地化程度，对国内配套产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对转型升级亦有很大帮助，如苏州地区的出口产品中，高新技术产品由1999年的27.4%上升到2010年62.8%。

　　本报从江苏省国税局获得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随着外需市场的持续低迷以及转型升级的深入，从2010年始，加工贸易带来的税收正在逐渐减少，对经济的拉动也在下滑。然而，加工贸易如何向更深层次转型升级，个中更多的问题或许集中在政策层面。

　　反避税现象严重

　　在加工贸易为中国经济做出较大贡献的同时，如果考察其具体业务，会发现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业务90%以上是在与境外公司的关联交易中进行。

　　事实上，这种交易的最大目的在于让境外母公司盈利，通过高进低出、内部劳务分摊、特许权使用费转让、融通资金等方式，使转移利润成为可能。

　　“不少加工贸易企业长期处于亏损或者盈利水平长期处于一个极低的区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南京海关一位官员对记者分析，加工贸易正成为关联交易、税收筹划的重点。

　　如同一产品的关联销售毛利率低于非关联销售毛利率；或与本地区同行业相比，关联交易利润率严重偏低。

　　因此，很多企业主体一方面以高利息大量借入资金，另一方面又向关联企业借出资金，或者向境外集团公司大量支付分摊费用。

　　记者从苏州国税局获得数据显示，从反避税成果来看，调整最大三户企业均主要从事加工贸易出口，2010年特别纳税调整入库税额4.9亿元。

　　但在加工贸易企业延长在国内的产业链条的政策看，2000年之后对所有企业的深加工结转业务再未有过明确规定，于是同类业务免税和征税并存，造成地区之间争夺税源。同样在苏州，目前免税结转占了95%以上，可见各地或征或免标准相差较大。

　　而从总额上看，“十一五”苏州申报间接出口免税销售额675亿美元，无锡84亿美元，南京80亿美元，深加工结转的金额相当可观，显示出税收管理上亟需完善。

　　此外，进料加工复出口实行退税，来料加工复出口实行免税，两者的不一致留给企业过多的税收筹划空间。

　　一方面，“三高”的行业，其产品的出口货物属于零退税率或者低退税率的范围，因此这些企业选择经营来料加工贸易，以便于规避税负。典型的如苏州部分纸质品制造企业。

　　由此，企业将基于退税率和国内采购成本占比等因素，进行盈亏平衡点测算，进而通过贸易方式转换规避税率调整。

　　记者获悉，近年来，由于我国的退税率调整较为频繁，企业为规避退税率波动带来的成本变化，通过频繁转变贸易方式、调整国产料件比重进行税收筹划。如2004年大规模调低退税率，苏南等工业园区的多家企业将进料加工业务全部转为来料加工，延续至今。

　　此外，在增值税转型的大背景下，实行“以票控税”的管理模式，而一旦丧失索取发票的动因，将直接导致增值税链条的断裂。于是，用于来料加工的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一些经营管理不规范的中小型企业在物资采购时倾向于不要购货发票，从而造成供应商偷逃税款。

　　特殊监管区域升级难

　　引导企业向海关特殊监管区或保税区集中，以便各种优惠政策的集中实施，是江苏在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经验之一。

　　不过，目前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存在类型多、政策规定不统一等，特别是特殊区域的政策预期与企业诉求不一定不同步，或者区内政策吸引力不够。

　　台湾电电工会的一位分析师告诉记者，以综合保税区为例，随着区内外的政策落差逐步缩小，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区外。

　　其进一步表示，“进料加工内销成本高，不利于加工贸易向内外销两方转型。进料加工，区外企业可选择保税后差额退税，也可选择进口料件征税并抵扣，而区内企业要么保税、出口不退税，如要内销，则按加工成品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由于委外加工成本高，不利于加工贸易向内外企紧密协作转型。在外需低迷、内需相对旺盛的背景下，区内企业因难以兼顾国内、外两个市场，影响企业入区的积极性。

　　而为应对金融危机消化区内过剩产能，海关总署曾在苏州进行委内加工试点，然而由于迟迟未出台具体的监管措施和操作规范，致使该项业务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

　　此外，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向本报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区内具备研发功能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缺乏比较优势，因未指定配套政策，影响总部经济的发展导向。一个表现是，区外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税，而区内的同类采购其成本包含征退税率差。

　　昆山是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具备设立全球检测与维修中心的配套优势，但记者在昆山海关采访了解到，因对产品和备件的原产地限制，导致在区内建立全球维修中心成空谈，甚至连出区内销的产品也无法返区维修，使得“检测和售后服务”功能难以实现。

　　本报记者获悉，尽管目前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在诸多方面尝试，但受制于程序，往往只能“扛着风险单边突破”。

　　为扩大内需，江苏向海关总署建议，中国公民凭身份证每年准予在免税区内自购一定金额的商品，以降低最终消费产品售价，扭转身处“世界工厂”的中国消费者要付出比国外更高的价格来购买“中国制造”产品的现象。